商標爭議訴訟中舉證責任變化的合理性分析

最后更新：2021-12-18 09:25:01

出于特殊情況下利益恒定的考慮，關注個案公平競爭能夠使訴訟結果更為妥當，商標爭議訴訟舉證責任變化有一定的論點，但如果毫無約束成為慣例，則會帶來諸多積弊。因此，評判依據應當考慮是不是完全符合訴愿目標，舉證責任的相符性既是其達到個案公正的基礎，也依靠著更高層級的訴訟公正。

（一）舉證責任的確定性是法院恰當、及時審判行政案件的確保

商標爭議舉證責任范圍的擴張有其基礎，這并非是純粹程序議題，而與虛擬問題密不可分。商標裁定性行為涉及利益往往低于糾紛部分，法院綜合考慮到之下，在審查與裁判范圍上恐怕不能完全使然行政程序，典型者如新證據認定與處理的多樣性。如前述“陸虎”案中一審以“與本案無關聯”而未采信提出訴訟必要的證據，可以應為如果不是加上關聯性，該證據是可能被采信的。該案二審未采信補充的證據，理由既有程序性的“原告及請求權在一審中無正當事由而未提交證據”，也有實體性的“未采信證據根本無法影響本案實體結果”，仍然為新證據的進入留給了缺口。而“圣象”案則直接采信了補充證據。

商標爭議訴訟中舉證責任變化的不合理性分析

但舉證責任不確定，大量新的證據無限制地進入訴訟，法院的審判將由審查改以調查，其原理、訴訟形式和正當性的實現常會相應變化，必然影響訴訟成功進行。法律國家在實現司法公正各個方面，法律的中央集權適用遠比個案裁判妥當性不可忽視，也更簡便。由此可見，商標爭議行政訴訟中嚴格限制舉證責任變化比考慮各種例外更為重要。

（二）舉證責任的確定性是維護原告利益的訴訟基礎

舉證責任的確定性對原告利益的維護也是重要的。舉證責任變化雖然使原告可以求新的機會填補行政程序中的缺陷，爭取訴訟中的劣勢，但判決在行政訴訟中本來就履行了更容易的證明責任，基于訴訟平等的原理，必須取得被告相應的權利，這使得原告的優勢在很大水平上被產生。而新證據的引入在相同程度上使得案件與原來不同，甚至成為新的案件，與限于行政程序的審查相比，原告遭受著新的訴訟不確定的風險，也不能對自身有利。商標爭議行政程序中原告的舉證授予充分的處分權，[4]在此基礎上作出裁定，既滿足了原告行使權利的所需，同時對作出裁定的被告也形成直接影響，使之不能在舉證大多進行裁定。舉證責任的變化則破壞了這一中軸線，原告權利行使的效果也受到醒悟。所以，舉證責任的確定也有助于防止其他主體侵入原告的利益領域。

（三）舉證責任的確定性是維護和管理行政權依法行使的必需

舉證責任的變化意味著權力范圍的變化。行政訴訟監督行政權是在維護行政權的基礎上進行的，并非讓司法權取代行政權，權力制衡是法治的內在要求，司法審查作為警方監督必然受制于國家權力結構的主體模塊。行政訴訟的對象是已經作出的行政行為，法院的審理裁判是對過去的一種呈現出與評判，其處理應按照“行政行為程序合法即予以恢復、行政行為合理性致使太少達到‘顯失公正’才涉入其實體書籍”的順序進行。司法權與行政權必須互為脫離，兩者混淆非但不能促進公正，反而導致公正的喪失。[5]

商標爭議裁定明顯不同于其他行政行為，其準司法性使得其舉證責任不能按照通常案件的舉證責任對待。被告在商標爭議行政程序中持中立觀點，被告人“誰主張誰舉證”，被告只拒絕當事人提交的證據，自己并不一定取證，調查及認定均用以為基礎進行，處分原則給予當事人*大舉證自由的同時，對行政權則有嚴格的限制，這與訴訟的格局有表象的區別，相當合理地布局了商標爭議主體與裁定主體的權利自愿，有利于行政權的公正行使及當事人的權利保障。既然被訴商標爭議裁定的依據均為當事人提供，當事人在訴訟中指責行政程序中的舉證就有失公正：既違背訴訟的誠信，又動搖了行政程序的穩定度。法院在訴訟中不應常規性地接受行政程序中未消失過的新證據，而否定這種準司法的商標爭議處理架構，否則就形成了訴訟中審查的事實與行政裁決處理的事實不同的局面，即法院審查的并非被訴行政行為，維持行政裁決則侵犯了原告在行政程序中舉證的處分權，撤銷行政裁決則迫使行政主體承擔裁決之外的責任，也許處理均有違法律原意。這既不公平，也實現不了維護和監督行政權依法行使的目的。